▲ “嚴格公正地說礦產資源開采并不完全等同于礦山生態環境破壞，很多礦產資源開發不僅沒有破壞區域生態環境，還改善了環境。”
▲ “礦山生態修復要走‘開發式治理、市場化運作’之路，實現有投入有產出，形成產業化。”
▲ “隨著機器人技術的發展，也許未來礦山生產的主力會是機器人。”
在2020年全國綠色礦山遴選工作啟動之際，綠色礦山推進會、生態修復推進會和綠色礦山網、開發礦業網近日聯合主辦“開發礦業云學院——2020對話綠色礦山”直播活動。中國工程院院士、綠色礦山推進會名譽會長武強，中國地質災害防治工程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關鳳峻，中國煤炭地質總局副局長潘樹仁，自然資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員陳從喜，自然資源部礦保司孫永超，億利資源集團常務董事兼高級副總裁趙晉靈，綠色礦山推進會會長史京璽、副會長安月陽等嘉賓以綠色開發的實踐，聚焦綠色礦山建設的難題問題，深入探討并給出解決之道。
洛鉬集團水首溝排渣場綠化區。
綠色礦山建設推進礦業高質量發展
武強院士表示，新時代對礦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要求，但當前我國主要礦產資源查明資源儲量增長乏力、礦山規模和產品結構不盡合理、創新能力不高、市場投資環境缺乏吸引力等問題依然突出，因此必須以綠色礦山建設推進礦業高質量發展，打造新時代礦業發展的升級版。
對此，武強院士提出如下建議：一要落實礦山企業主體責任，用綠色礦山建設的標準來規范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與保護等各項活動，使綠色發展貫穿于礦山規劃設計、建設施工和生產運營全過程，打造新時代礦業發展的新模式。
二要用足用好綠色礦山激勵政策，在資源配置上予以優先考慮，在稅費政策上給予優惠，在投融資方面給予支持，激發礦山企業綠色發展的內生動力，全面形成有利于綠色礦山建設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
三要支持建設集礦產勘查、開發、冶煉加工、綜合利用、銷售物流、對外合作、環境保護等一體化的礦產資源產業基地，調動社會資金積極性，帶動地方經濟有序發展，促進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與此同時，調整資源的勘查結構，穩妥有序抑制勘查過剩的礦產勘查，并創造條件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礦業高質量發展的起點。
四要加快形成形式多樣、互利互惠、各盡其能的技術創新體系，提高技術水平和資源利用水平，有效降低成本，為礦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堅持創新驅動，提升礦業技術裝備水平，推進深部采礦和智能礦山建設。建設“產學研”創新平臺和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利益共同體，開發重大共性關鍵技術，以及適合我國資源特點的低品位礦、復雜共伴生礦、難選冶礦的高效利用技術，突破一批尾礦等廢棄物高值利用的技術，研發精細化產品的加工技術和應用技術，解決好經濟發展資源保障問題。
五要充分調動市場各類主體的積極性，形成有效競爭的勘查開發新局面;統籌兼顧國家所有者權益和企業經營權益，進一步完善礦產資源權益金及其配套制度，降低企業負擔，增強發展的后勁和動力，提高應對市場風險能力。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礦業資本市場，對礦產勘查、礦山建設、礦產開發全周期給予多渠道金融支持。
礦山生態修復要堅持開發式治理、市場化運作
我國礦山生態修復歷史欠賬多、問題積累多、現實矛盾多，且面臨“舊賬”未還、又欠“新賬”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財政投入不足，市場化機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激勵社會資本投入的有效政策，資金問題已成為礦山生態修復的制約瓶頸。
關鳳峻一直主張，礦山生態修復要走“開發式治理、市場化運作”之路，實現有投入有產出，形成產業化。具體的投資主體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礦業企業;一個是非礦業企業，即社會投資。
他建議，建立并完善礦山生態修復治理投融資模式。
一是完善礦山企業投資模式。在修復治理初期政府直接出資支持補助歷史遺留的廢棄礦山的修復治理是必要的，但隨著綠色礦山全面建設，歷史遺留修復任務基本完成后，顯然投融資的主體應該是企業。為使礦山企業投融資模式穩定可持續，首先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把礦山建設方案和礦山生態修復治理方案編制好，至少要達到正規礦山建設可行性研究階段水平。其次，計提的比例和修復治理費用預算，經過一個時期運行要盡早總結規律，研究制度相關的標準規范。再次，要允許鼓勵礦山企業走開發式治理之路，著眼于在修復治理礦山生態環境過程中直接獲取經濟效益，引入投資合作、開發新產品、多種經營、變廢為寶，實現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同等價值的互換。最后，要進一步加強宣傳加強監管，努力提高企業實施綠色礦山建設、修復礦山生態環境的自覺性。
二是吸引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我國礦山生態修復治理目前還處于初期階段，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據相關機構調查測算，全國歷史遺留礦山環境問題治理費用需要6082億元。繁重的任務和海量的經費需求都要求必須建立完善的投融資模式，這樣才能支撐起良性的生態修復治理工程。要深入研究現有資金投入情況，解決存在的問題，找到修正完善的路徑。政府出資模式是必要的，但經過多年實踐發現存在兩方面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與修復治理需要相比，政府出資終究是杯水車薪，遠遠滿足不了需要;二是單純的政府出資只注重修復治理效果，不能形成投入產出模式，修復治理效果不能維持長久。同時，企業出資模式還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
完善的投融資模式不單單是政策制定的任務，各類主體對相關規則的普遍認可及共同遵守，更是完善投融資模式形成的關鍵。
現有的礦山生態修復治理投融資模式大多來自工作實踐中的探索，在修復治理初期階段專門從投融資角度研究考慮問題的還比較少。進一步完善投融資模式，不僅要完善有關的體制制度，更要以安全、順暢、有保障的投入產出模式為基礎。
趙晉靈也表示，要創新礦山修復機制，形成對社會資本進入礦山生態修復的政策鼓勵和有效激勵。圍繞自然資源部提出的構建“政府主導、政策扶持、社會參與、開發式治理、市場化運作”的礦山地質環境恢復和綜合治理新模式，不斷創新，推出典型案例，總結模式，在全國推廣。
礦山生態修復需用多種技術手段
從總體上看，我國礦山生態恢復和復墾方式還比較簡單，粗放的開發方式對礦山地質環境造成的影響依然嚴重，地面塌陷、土地損毀、植被和地形地貌景觀破壞等一系列問題依然突出。
當前礦山生態修復技術主要包括利用物理、化學、微生物或植被修復等方法進行毒性處理或污染治理，并通過更換土壤、引進微生物、種植固氮植物等方法改良土壤基質。對于情況比較復雜的礦山，需要運用多種技術手段聯合修復治理。
陳從喜分別介紹了物理處理、化學處理、植被修復、微生物修復。
物理處理是對礦山生態進行前期的生態修復，主要采取掩埋和填充等方法，以提高礦山地表景觀區的穩定性。例如，對礦山邊坡進行穩定和加固處理時，由于長期的開采導致礦山邊坡穩定性較差，存在諸多安全隱患，因此需要對礦山邊坡進行穩定和加固處理，需要相關人員對礦山進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明確礦山目前的損害程度，以及礦山今后可能誘發的問題，最后根據分析的結果制訂相應的治理方案。
化學處理則是利用穩定劑來處理尾礦。但這種方法極易造成生態污染，且整體成本略高，不適宜大規模使用。
植被修復是根據礦山土壤情況及土壤肥力等合理選擇植物種植。目前，許多礦山或廢棄礦山的土地為裸地，地表無植物或存活量較少，土壤內部微生物存活率較少，生態環境修復效果不好，植被存活率極低。對于不宜直接種植的礦山，可進行覆土種植，保證覆土的厚度滿足植被的生長。
微生物修復主要是運用微生物對重金屬的溶解，使得微生物能夠利用有效的營養和能源，在土壤濾瀝過程中通過分泌有機酸絡合并溶解土壤中的重金屬。在修復的過程中，一定要對礦山土壤中原有的微生物進行了解和分析，以免出現生態結構遭到破壞等問題，進而保證礦山土壤植被能夠健康生長。
趙晉靈認為，礦山修復還要注重后期的運營維護以及可持續發展。礦山修復在規劃階段要從戰略高度上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根據項目的特點和區域發展規劃要求，導入生態產業，使生態效益更加有效地轉化為經濟效益，打造新型生態產業鏈，培育地方新的經濟增長點。
為綠色礦山建設做好技術保障
“自2016年以來，中國煤炭地質總局在煤礦開采沉陷控制、煤基固廢(煤矸石、粉煤灰、氣化渣等)處置、保水采煤、高礦化度礦井水處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別是新型覆巖離層注漿、煤基固廢無害化處理、礦井高礦化度水回灌三項創新技術均填補了國內空白。” 潘樹仁表示，對于工業“三廢”處理，如煤矸石、粉煤灰、氣化渣、礦井水等，現在沒有明確統一的政策要求，國內各地的環保要求也不盡相同，缺乏規范標準支撐，亟須明確政府管理歸口和行政審批程序。
當下熱門的5G技術具有高帶寬、低延時的特點，對于礦山而言更像是信息傳輸的高速公路。當前，國內礦山大力推廣的鏟運機、運礦卡車和電機車等無人駕駛系統都需要5G技術做支撐。
安月陽表示，智能礦山未來的生產模式一定是朝著少人化和無人化方向發展，瑞典的基律納鐵礦已經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發展越來越快，采礦技術和采礦工藝也在發生深刻的變革。隨著機器人技術的發展，未來礦山生產的主力也許會變成機器人。
安月陽認為，要想完全實現無人礦山的終極目標，還需攻克無人駕駛技術、礦山機器人技術、采礦工藝等諸多難題。伴隨著礦山進入深部開采，新的問題也會不斷涌現，所以尚無法確定具體的時間進程。
至于很多礦山企業關注的智能礦山投入和產出比。安月陽表示，很多智能礦山技術的應用不會馬上產生直觀的經濟效益。比如，鏟運機無人駕駛遠程遙控出礦雖然目前還比不上人工出礦的效率，但遠程操作首先帶來的就是安全效益，其次可以大大降低設備因人員操作不當產生的維修費用。此外，未來礦山進入深部開采后，通風制冷成本會越來越高，如果采用無人駕駛技術，井下操作人員數量會大大減少，從而大幅降低井下通風和制冷的投入費用，這些隱性效益都值得關注。還有當前礦工招聘難的問題，伴隨著70后礦工的退休，很多80后、90后年輕人因為工作地點偏僻、環境差不愿意到礦山工作，這些客觀原因也倒逼礦山企業必須走智能礦山發展之路。